相关律师表示，从法律角度出发，在纷繁复杂的签约模式背后主要还是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认定。

劳动关系认定难

孙源是大家羡慕的对象，2020年她刚入职长沙某MCN机构做网络主播时签了两份合同，一份劳动合同和一份劳务合同。基本薪酬、五险一金、福利待遇标注在劳动合同上，直播时长、肖像权使用、绩效分配等合作内容写在劳务合同上。她告诉记者，按业内说法，她是孵化约，账号归公司所有。

同在长沙做网络主播的李女士和孙源不同，她只签了一份合同。2021年，22岁的李女士与一家MCN机构签约了一份《演绎解说合作协议》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李女士因声带出现问题，该公司不再向李女士发放工资导致其被迫离职，李女士将该公司诉至法院索要赔偿。庭审中双方就合作协议性质发生争议，MCN机构主张双方之间为合作关系，李女士主张双方所签订的《演绎解说合作协议》实质是劳动关系。

曾在某MCN机构就职的工作人员张洋向记者解释：“像孙源一样，既签劳动合同又签劳务合同，款项标注清晰，不易发生纠纷。但大部分网络主播都是像李女士一样，只签一份‘合作协议’或‘经纪合约’，里面标注条款复杂多变，发生纠纷后，双方也各有说辞。”

他透露，合作协议对于一定量级的头部或腰部主播与MCN机构签约时是适用的。因为双方都有沟通的筹码，处在相对平等的地位。但目前行业内，只有少部分MCN机构会直接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，大多还是以经纪协议或者合作为主。“最主要的原因是直播行业属于新兴行业，许多工作模式都是新的，工作时间空间的灵活性、收入结构的特殊性，与传统劳动法框架下的情况还未完全适配。”

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

针对MCN机构与网络主播劳动关系的认定与区别，记者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。他告诉记者：“从现象上来说，MCN机构与网络主播签订协议很复杂，有的签经纪协议，有的签劳动合同，有的既签经纪也签劳动，还签合作。”

他认为，MCN机构与网络主播之间从大的类型上应当划分为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，民事关系下面又可以分为劳务关系，经济关系等。而合作关系，是一种商业用语，合作的基础可以是劳务、委托、经纪等。“司法实践中可以参考最高法发布的第42批指导性案例中首次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。”

最高法明确地将劳动关系的本质，核心特征界定为用人方和劳动方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。

支配性劳动管理是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规定了工作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等对整个劳动过程各个环节的指挥命令。如果劳动者不服从单位的支配性管理，单位可以根据规章制度进行惩罚。

在李女士案件中，MCN机构与李女士最大的争议也在于此。MCN机构认为从未对李女士进行任何人身属性的管理限制，李女士直播内容和时段均自行安排，非直播时间亦无须遵守任何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。双方收益来源于直播打赏，再按合同比例分配，因此是合作关系。李女士则认为MCN公司与自身具有用工管理与被管理关系。且合同约定MCN公司为自己购买社保，直播收益由MCN公司掌握和决定，性质属于为其提供劳动所获报酬属于劳动关系。

法院详细审查了两者签署的合约，因其中“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安排工作、电话24小时畅通，不得失联、不得违反甲方安排的时间直播、每个月必须直播130小时以上、所有收入归甲方代收、乙方工作期间禁止对待工作不积极、消极怠工，抱怨推脱逃避责任，如若发现并且造成重要损失，做开除处理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”等条款，湖南省高法二审判定，该MCN机构对李女士形成了支配性管理，认定两者间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。

探索保障模式推动行业健康发展

针对上述现象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媛媛表示，关于MCN机构与主播的纠纷，从目前已公布案例来看，主播大多主张存在劳动关系以期解除合同、工资报酬、劳动补偿金和社会保险；而MCN机构通常主张双方为平等合作关系，对主播违约、跳槽等行为主张违约责任。同时“账号使用权的归属”也成为MCN与主播之间争议的焦点问题。

从司法实践出发，她提醒网络主播：“与MCN机构签订合同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明确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、社保公积金如何安排，竞业限制如何约定，账号应归属哪一方。”

王天玉认为，最高法发布的第42批指导性案例，体现了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。对于其中符合劳动关系的依法予以确认，保障他们的权益；对于没有构成劳动关系但存在某种程度劳动管理的，属于新就业形态的新情况，可以参考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中的“劳动三分法”。“对于新情况，现在的法律制度还没完全跟上，要以文件规范的协议为基础，探索出一个行业保障的模式方案”。

他还建议，因为网络主播与MCN机构签订的合同太复杂。可以尝试成立一个行业协会，探讨出符合当下发展规律的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的范本，规范合同细则，引导相关行业健康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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